没来马里之前，我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一名法语翻译。2016年3月份，上级通知我，可能要到非洲马里执行维和任务一年。

而在此之前，我曾于2001年到中东执行军援任务；2009年，到非洲加蓬，参与执行“和平天使-2009”联合军演及人道主义援助行动；2014年，陪同总部国防政策宣讲团前往波兰、突尼斯讲学，宣讲中国国防政策和军队改革情况。

前往非洲马里执行任务，是我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参与维和行动，也是第一次踏上真正意义的战场。

 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但不是我第一次面对生死考验。2001年在中东，2009年在加蓬，2014年在埃博拉隔离区……然而，再次面对生死考验时，我心里还是本能地排斥和回避，不想接受这一任务。毕竟，人都怕死。如果说，我年轻时执行任务，没有对生死考虑太多，而是事后有所后怕；那么，到2014年执行埃博拉隔离任务时，我开始对生死有所思考了：军人上战场，如果没有做好直面死亡的心理准备，将难以完成好任务。正如埃博拉隔离任务结束后，学院副院长做总结时说的：他们是把后事悄悄地交代好了，才放下心理包袱走上战场。

 是的，我又再一次这样做了。只不过这次我无法再隐瞒妻子和父母，只好轻描淡写地说“一年很快就会过去”，没有嘱托战友“如果我不在了有空去看看我父母”，因为曾经受过战友嘱托的我深知这份嘱托的沉重，而是意味深长地嘱托女儿“爸爸不在的日子里多照顾妈妈……”你真正放下一切的时候，才能专注于任务。

我恪守这句话，然后踏上了赴非洲马里的维和征程。

在马里，虽然我是翻译不是战斗人员，但是在维和任务这个特殊战场上，翻译却是冲锋在最前面的战士之一。

初到马里加奥维和任务区，正当酷暑。炎热的高温，干燥的空气，还有不分日夜袭来的沙尘暴。我们接手的是第四批任务，任务区内有些设备已经老旧磨损，供水供电设施时常发生故障，缺电少水是常有的事，所以急需购买修理零件。

热季的加奥，除了高温，偶尔还有雷雨、雷暴和沙尘暴，队员宿舍和医院疗区都有漏沙和漏雨的现象，我们需要建筑器材；国内临行前发送的海运物资需要3个月时间才能到达任务区，上一批留下的主食大米和面不多，没几天就断粮了，全队只能吃过期陈米和霉面。

 可是，当我们刚刚到达的第6天，就发生了“5.31恐袭”，中国维和部队1人牺牲，多人重伤。硝烟还未散去，安全通报频繁发出“安全形势紧张，无特殊情况禁止外出”的警告，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危机下，队里派我和战友前往加奥市里建立物资保障渠道。

作为全队唯一的法语翻译，我是与当地百姓沟通的唯一桥梁。我带着一张张队里开出的物资清单，与战友全副武装，前往加奥市区。

 炎炎夏日，装甲救护车就是一个大闷罐子，尽管车内开着空调，但还是50多度。而且一出任务，往往就是一上午，回到营区已经全身湿透，人几乎脱水，身体异常疲劳。更不用说，在加奥市中活动时，因安全情况原因，精神紧张而导致的疲劳感。

 由于法语翻译的不可替换性，每次出任务都要前往，而且是冲在最前面。今天去联系通信器材，明天又要紧急补充营建物资，后天又要四处寻找队员急需的给养品。

加奥市场的蔬菜和肉类品种较少，后来我们还开辟了从巴马科到加奥的陆路大巴运送蔬菜和肉类的补充渠道，这就要求经常进城到大巴车站去取菜。记得最频繁的一周，五天中有四天都要进城执行任务，而且是在安全情况不好的情形下。有时一天要出任务两次，除了给养，遭遇电站等关键部件损坏，又要紧急补充器材。

 除了生活保障方面，法语翻译在医疗战场上也是一名急先锋。“5.31”恐袭那晚，人员进入掩体里，医院全营区进入灯火管制状态时，当听到对讲机说门口来了一些人，说话听不懂时，我第一个走出掩体，向大门走去了解情况。随后，在队长的指挥下，我们医疗队全体人员都冒着危险走出掩体，穿着防弹衣奔赴各自岗位，准备迎接伤员的到来。

随后，我们的救护车跟随塞内加尔一级医院的救护车，在没有武装护卫的情况下，冒险前往事发地点，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战友兄弟。作为法语翻译，我紧跟塞内加尔医疗官，不断联系中方和塞方的指挥员，确保救护车队抵达老营区。

期间，由于事发突然，而且塞内加尔救护车取道捷径，走了一条我们司机从未走过的路，中途还发生车轮陷入沙坑，与前面的塞内加尔救护车失去联系。我通过电话和联合国电台，与塞方紧急无线联系，指挥后面的塞内加尔救护车前来，继续引导我们抵达老营区。

终于，工兵的重伤员被接到中国二级医院，紧急进行手术。与此同时，我也积极与巴马科医疗协调官紧急电话联系，将伤员的伤情、身份、医疗报告发往联马团总部，以便组织第二天的紧急空中医疗后送，同时还与说法语的大量伤员进行反复沟通，了解病情，度过了一个紧张的不眠之夜。

2016年11月29日晚18点10分，一声巨大的爆炸震耳欲聋，经历过5.31爆恐袭击的我们迅速疏散进入掩体。

由于掩体中的通信信号不好，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我每次都必须走出掩体进入工作岗位，通过电话与战区值班室联系了解情况，查看电子邮件，监听联合国电台。

通过与战区值班室联系，我了解到距离超营2公里的加奥机场受袭，机场旁边的法军营地遭受恐怖分子驾驶汽车炸弹冲击。当我正在营区掩体间来回穿梭汇报最新情况时，突然听到超营门口有交火的枪声，同时看到照明弹划破夜空，我赶紧通过对讲机告诉大家，要躲在掩体中不要四处走动，以免被流弹击中。

随后，接到战区电话，塞内加尔一级医院的救护车即将把机场两名保安送到我们二级医院，请我们医院做好接受伤员准备。很快，伤员抵达医院。我这个法语翻译又在疗区与战友们一起忙碌起来：询问伤者的病情，了解事件发生经过，进行各种检查。

2017年1月18日9时，又是一声巨响，又是一次恐袭！这次，爆炸声很近，就在身边。迅速疏散到掩体的我们随后通过联合国电台获悉，是距离我们超营仅400米的MOC营地（马里军营）遭到汽车炸弹袭击，伤亡惨重。随后，塞内加尔救护车将一名重伤员送达我们二级医院，我作为翻译参与对病人的抢救过程。

中午，恐袭刚过去几个小时，在战区作战部的指挥下，我随中国二级医院的救护车一起再次离开超营，前往马里政府军营地的医院以及加奥医院接收伤员。第二天，驻巴马科的联马团总部再次要求我们前往加奥医院运输伤员到机场，对批量重伤员实施紧急医疗空运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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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奥医院参与伤员抢救

在战区作战部的组织下，我们中国二级医院、塞内加尔战斗营一级医院、孟加拉战斗营一级医院组成临时救护车队，在武装车辆的护卫下开往加奥医院。到达医院后，我作为法语翻译，与医院负责人直接联系，安排转运的伤员，车辆分配等。

第三天，巴马科负责医疗后送的专业团队直接飞来加奥，东战区再次组织包括中国二级医院、塞内加尔战斗营一级医院、孟加拉战斗营一级医院、德军一级医院救护车和武装护卫车队在内的全部医疗及武装护卫力量赴加奥医院转运伤员。由于前一天我已经出现过一次，这次到加奥医院许多伤员都认识我这个光头中国军人，看见我再次出现，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除了发生重大事件外，作为外事值班的翻译，我的手机24小时随时待命。虽然我只是一名翻译，但我在维和战场上非常清楚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在这里，我就是一名战士，在关键时刻必须冲锋在前，而平时当别人在工作忙完后可以休息时，我们外事组翻译却必须每天24小时在岗在位，因为随时一个电话、一条信息，背后都可能是生，或者死！

死亡，是我们在战场上必须直面的。其实，在马里这个联合国最危险的维和任务区中，危险是客观存在的，而恐惧只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明白这一点后，只有做到直面内心的恐惧，努力不受潜意识左右，锤炼自己的理性分析判断能力，才能在战场上冷静合理地应对突发事件。

有一次我们外出执行任务，在快回到超营门口时，突然有一辆冒着白烟的皮卡从我们后方迅速超车，而我们前面是一辆油罐车。我们的驾驶员果断地踩刹车靠到路边。所幸这不是又一起自杀汽车炸弹！类似的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要求我们高度警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应对各种情况。

然而，在战场上面对死神的威胁时，难道我们就不害怕吗？No！虽然在来维和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在真正面对死亡威胁时，深藏在基因中的本能还是让我恐惧万分。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克服这种本能的恐惧，将其从理性思维层面过滤出去。

记得一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满脑都是踩雷爆炸的画面。因为，战区经常通报触雷事件，2016年10月3日，维和部队营区遭遇三次迫击炮弹袭击，乍得快速反应部队被迅速部署到事发可疑地点，在回营区的路上一辆车首先触雷，大约30分钟后第二辆车再次触雷，随后又遭遇了另一轮的迫击炮袭击，导致3人死亡，7人受伤。

还有一次，维和后勤运输车队的一辆运输车触雷，三名司机死亡，尸体送到我们医院，其惨状让我久久难忘。如今我要出去，走在陌生的地形上，冒着触雷的危险……

第二天，我还是和战友驱车来到尼日尔河附近执行任务，在向守卫大桥的马里政府军讯问地点后，就下车离开公路，徒步走向位于河边的小村庄。我是第一个走上陌生的土路的，同时对位于我身后的警卫说，让我走在前面，保持与我至少15米的距离。战友们都说，老同志勇猛，其实，我心里真正的想法是，如果我不幸踩雷被炸，至少还有人能来把我背回去抢救，别被一锅端掉了。这才是比较合理的行为逻辑，而不是因为害怕而本能地非要大家聚集在一起。最后，我们平安地完成任务，顺利完成任务返回营区。

这就是我在非洲马里一年维和的经历与感受。在维和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翻译不是那个坐在办公桌后面，文质彬彬地满嘴外语的形象，而是不惧危险，敢于冲锋在前的勇敢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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